傩面

一
这是我第三次来铜仁。
前两回分别在二〇一五年春天和二〇一七年冬天，做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。我的博士论文方向是西南傩戏与民间信仰体系，贵州铜仁地区绕不过去。据嘉靖年间的《铜仁府志》记载，这一带的傩祭可追溯到明初，随军屯而来，又与本地苗、土家巫傩合流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面具戏传统。
二〇一九年腊月，我第三次出发，目的地是铜仁下辖的一个叫槐荫坪的村子。之所以去那里，是因为我在省博物馆的库房里见到了一样东西。
两副傩面。
说是两副，其实应该算“一对”。一副刻的是判官，阔面虬髯，双目圆瞪，額间一道朱砂竖纹，是典型的凶神面；另一副却奇特得多——面容清秀，唇角微敛，像是笑又不是笑，像是哀又不是哀，面颊处的漆色薄了，露出底下木头的纹路，竟像淡淡泪痕。
博物馆的登记卡上写着：“判官面、小神面各一，清末民初，槐荫坪宋姓傩坛旧物。一九八七年文物普查征集。”
我当时盯着那副“小神面”看了很久。在我过去的调查中，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具。傩面讲究的是“威”与“煞”，即便是文面正神，也须端肃凛然。没有哪一副傩面，会刻成这般模样。
那眉眼间的神情，不像神。
像人。
省博的老馆员姓胡，退休多年，我辗转联系到他。电话里他沉默了一阵，说：“你要问这对面具的事，得去槐荫坪。”又说，“不过，那个寨子里知道旧事的人，怕是不多了。”
我问他当年征集时可有什么线索。他含糊了一会儿，只说：“那两副面具是在一间垮了半边的老屋里找到的，搁在一口樟木箱子底下，用红绸布裹着，包了好几层。”
“红绸？”
“嗯。而且那绸子是新的。”他说，“屋子都塌了，满地灰土，就那块绸子干干净净的。旁边有香烛烧过的痕迹——有人一直在供着。”
我追问是谁在供，他就不肯再讲了，只说“去了你自己打听”便挂了电话。
这便是我第三次去铜仁的缘由。
二
槐荫坪在松桃县东南方向的山里，从县城出发，先走国道，再转乡道，最后是一段只容一辆车通过的碎石路。冬天的黔东北阴冷入骨，满山是灰蒙蒙的雾，杉树林黑沉沉地立在路两旁，偶尔有一两声鸟叫，反倒显得更加寂静。
寨子不大，百来户人家，以宋、陈两姓为主。这些年轻壮年大多外出打工，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。我在村委会借了一间屋子住下，第二天便开始走访。
问起傩戏，老人们大多知道些皮毛，哪年哪年还跳过，后来就没人跳了。至于那对面具的来历，摇头的多，肯说的少。
我在寨子里待了三天，才等到一个关键人物：宋德厚的妻子，陈桂香。
宋德厚是宋家傩坛最后一任掌坛师的侄子，本人也参与过傩戏表演，二〇一六年过世了。陈桂香七十八岁，身体尚可，耳朵有些背，但记性极好。
她不太愿意讲。我去了三回，带了糖和水果，第三回她的孙女在旁边帮着劝，她才慢慢开了口。
以下是她讲述的内容，我尽量保持了原貌，仅对方言做了必要的转换。
三
“你问的那两副面具，是柏青叔公的。”
陈桂香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落在窗外的槐树上，那棵老槐据说有三百年了，树干要两个人才合抱得过来。
“柏青叔公叫宋柏青，是我公爹的亲叔。宋家傩坛传到他是第八代。他爹走得早，他十三四岁就开始学掌坛，十七岁第一次领傩——那年冬至，全寨人都来看，都说这伢儿生得好相貌，往那里一站，把面具往脸上一扣，就有那个气势。”
“他跳的是判官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宋家傩坛的规矩，掌坛师跳判官。判官面是宋家祖传的，你在省城看到的那副就是。”
我问宋柏青是哪年生人。她算了一下，说大概是民国十年前后，具体记不清了。
“那另一副面具呢？那个‘小神面’？”
陈桂香的表情变了一变，嘴唇动了动，半晌才说：“那是何先生的。”
“何先生？”
“嗯。何先生。叫什么名字……寨子里人只喊他何先生。后来听柏青叔公喊过一回，好像叫……何声，何处的何，声音的声。”
她说何声不是本地人，是从外头来的。具体从哪里来，她不清楚。她嫁进宋家的时候，何声已经不在了。这些事是她公爹和寨子里其他老辈人零零碎碎讲过的。
“何先生大概是民国三十几年来的，那时候到处打仗，好多人往山里跑。他来的时候，身上有伤，半死不活地倒在寨口的槐树底下。是柏青叔公把他背回去的。”
我问她知不知道何声的身份。
“听说是读过书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会写字，字写得好，还会画画。手也巧，后来帮寨子里人修东西，什么锁啊、钟啊，都能修。”
“他怎么会跟傩戏扯上关系？”
陈桂香摆了摆手，意思是让我别急。
“柏青叔公那时候二十多岁，还没讨婆娘。”她说这话时候声音放低了些，“不是讨不到——好多人家想把女儿许给他，他不要。宋家人说他是一心扑在傩坛上。”
她停了一下，用一种很奇怪的语气说：“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为了傩坛。”
四
此后的故事，是我从不同的讲述者那里拼凑出来的。陈桂香提供了主要的框架，而一些细节，则来自寨子里另外两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——宋德贵和陈阿婆。他们的讲述有时互相矛盾，有时彼此印证。我在此综合呈现，无法确认之处则如实注明。
何声被宋柏青救回去之后，在宋家养了一个多月的伤。据宋德贵回忆，“那个人长得白净，不像我们山里人，说话也斯文，声音不大，但是好听。”
何声伤好之后，似乎无处可去，也不提走的事。宋柏青没有赶他，让他在自家偏屋里住下了。何声便帮着宋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他确实识字，而且不止识字——陈阿婆说，“他看过柏青抄的那些傩书，那些咒啊、符啊，我们一个字都不认得的，他能看，还能跟柏青讲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。柏青当时那个高兴。”
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：槐荫坪宋家傩坛使用的傩书，相当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明代卫所军傩时期，其中夹杂了大量道教科仪和本地巫辞，语言古奥难解。何声若能读懂这些，至少受过旧式的经学教育，且对道教典籍有所涉猎。
这个发现令我对何声的身份更加好奇。但遗憾的是，没有任何人能提供更多线索。他从哪里来，因何而来，真名是否就叫何声——都无从考证。只有那个“先生”的称呼留存在老人的记忆里，像一枚残缺的印章，盖在一页被虫蛀了大半的旧纸上。
何声开始参与傩事，按照几位老人的说法，是宋柏青主动提出的。
“柏青说，傩坛里缺人。”宋德贵告诉我，“那个时候年轻后生都不愿意学这些了，嫌土气，嫌麻烦。柏青的傩班子本来有七八个人，后来走的走、老的老，凑不齐了。何先生愿意学，柏青就教他。”
我问宋德贵，何声学的是什么角色。
他想了很久，说：“开始是跑堂的角色，端盘敬酒、撒五谷，不用戴面具。后来……后来柏青给他刻了一副面具。”
“就是那副‘小神面’？”
“就是那副。”宋德贵点了点头，“这个事情当时在寨子里引起过议论。因为按规矩，傩面都是祖传的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没有新刻的道理。你要是新起一堂傩坛，那可以另刻，但是在老坛里头加一副新面具，没有先例。”
“宋柏青怎么说？”
“他说这副面具是他梦里头看见的。说土地菩萨给他托了个梦，叫他刻这么一尊小神。”宋德贵说着咧嘴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一些我读不懂的意味，“大家也就信了。柏青是掌坛师嘛，掌坛师的话，旁人不好驳。”
我追问那副面具刻的是什么神。
宋德贵的笑容收了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不晓得。”他说，“不是寨子里原来有的哪路神。谁也叫不出名号来。”
五
关于那副面具的形象，我后来在自己的田野笔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
小神面，木质，杂木雕刻，高约22厘米，宽约16厘米。面部轮廓较一般傩面柔和，下颌收窄，颧骨不甚突出。双眉修长微蹙，眼型细长，似半闭之态。鼻梁挺直。口部最为特殊，唇线完整，微微抿合，唇角处有极细的上挑弧度，令整副面具呈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：似笑非笑，似悲非悲。面具两侧鬓角处有浅浮雕的云纹，额上无通常的神格标识（如火焰纹、日月纹等）。通体敷黑漆为底，肤色部分施以淡赭石色，唇部点朱砂，眉眼以墨线勾勒。整体做工精细，刀法圆熟而克制，与宋家傩坛其他面具的粗犷风格截然不同。
我在博物馆端详那张面具的时候，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——那不是一张“想象”出来的脸。
那些线条太具体了，具体到某一个人。
后来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陈桂香。她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话。
“何先生长得好看。”
她说完就去灶屋烧水了，再不提这个话头。
六
宋柏青和何声在槐荫坪共同生活了多少年，说法不一。陈桂香说大概七八年，宋德贵说有十来年，陈阿婆说“好些年，记不清了”。综合各方信息，何声大约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来到寨子，而他离开，或者说消失的时间，大概在一九五五年前后。
那七八年或十来年里，宋柏青和何声一起维持着这个日渐凋零的傩坛。他们搭档演出，一个判官，一个无名小神，在冬至、除夕、元宵的法事上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宋德贵当年还是半大孩子，有一段记忆特别深刻：
“有一年冬至跳傩，我爹带我去看。那天下了大雪，坪子上铺了厚厚一层白。柏青跳判官开路，何先生跟在后头跳那个小神。锣鼓一敲起来，柏青就不是柏青了，那个身板、那个步子，真的像判官下凡，好威风。但是何先生不一样。他跳的那个东西，不凶也不烈，是一种……我不知道怎么说……”
他用手比划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就好像水一样。他围着柏青转，进进退退的，有时候靠得很近，近到两副面具快碰到了，又滑开了。我那时候小，不懂，就觉得好看。后来大了才去想，那个跳法不对——傩戏里头哪有那样跳的？”
我问他“哪样”。
他又沉默了。
“就是两个人的动作，太……太配了。”他说。然后补了一句，“不是一般搭档跳得熟练的那种配。是另一种。”
他说不下去了，端起茶杯喝水，算是把话岔开。
陈阿婆倒是比他直率一些。她跟我说：“那两个人啊，在寨子里别人都看得出来的。但是那个年代，这种事情——”她压低了声音，用方言说了几个字，我没完全听懂，但大意是，那种事情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。
“柏青家里人说过他几回，让他娶媳妇。他就是不听。有一阵子宋家族里的长辈急了，非要给他说一门亲，把女方都带来了，他当着人家的面走了，到后山去了一夜没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没人再提了。”
“何先生呢？”
“何先生就更不提了。他是外头来的，在寨子里没根没脚的，全靠柏青。”陈阿婆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复杂的叹息，“柏青对他那个好，全寨人都知道。下了雨去接他，有什么好东西先紧着他……那个年代哪有人那样待一个外来人的。”
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寨子里的人怎么看他们俩的关系？”
陈阿婆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那时候的人，不像你们现在什么都摊开来讲。看见了就看见了，不说破，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。再说柏青是掌坛师，在寨子里有身份的，谁会去嚼他的舌头？”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而且他们两个……也没让人抓到什么把柄。住在一个屋子里，那是因为何先生没有别的地方住。一起跳傩，那是因为傩坛缺人。你要硬说有什么，也说不出来。就是一个感觉——”
“什么感觉？”
“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旁人插不进去。”陈阿婆说，“不管是在坪子上跳傩也好，在路上走也好，两个人挨着，之间就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。你走过去打招呼，他们也应，也客气，但是你就是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”
她搓了搓手上的老茧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那种事情，眼睛看得出来的。”
七
一九五五年前后，何声从槐荫坪消失了。
关于他消失的原因，我听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。
宋德贵的版本较为温和。他说：“那时候搞运动了，破除封建迷信。傩坛不让搞了，面具要收上去。柏青把面具藏了起来，但是傩坛是做不成了。何先生的成分不好，上头来查过他几次，问他是什么出身、到这里来做什么。他扛不住，就走了。”
“走了？走去哪里？”
“不晓得。有一天早上，柏青起来，人就不在了。什么东西也没留下。”
陈阿婆的版本不同，也更令人不安。
“何先生不是自己走的。”她压着嗓子说，“是被带走的。来了几个穿干部服的人，说他是什么反动分子，要带回原籍去审查。柏青拦不住。何先生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柏青就站在门口，站了一整天，天黑了都没进屋。”
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从那以后，柏青就不怎么说话了。原先他爱唱——不是傩腔，是别的，什么山歌、小调都唱。何先生走了以后，他再没唱过。”
我问她何声后来有没有回来过、有没有消息。
“没有。”她说得很干脆，“一个字都没有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……”
她没有说完那个成语。
我在后来的调查中，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查找何声的下落，包括地方档案馆、公安系统的旧记录，都一无所获。一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了历史的褶皱里，像一滴水落进干裂的泥土，无迹可寻。
八
宋柏青在何声离开之后又独自活了三十多年。
他终身未娶。
据陈桂香说，柏青叔公在何声走后的头几年，还到处打听消息，托人带信，甚至有一年冬天独自出过一趟远门,去了哪里、见了什么人，他从不肯讲。只是回来以后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眼睛里的光也暗了。
“他后来就一个人过。白天做活路，晚上坐在屋头，也不点灯。”陈桂香说，”我嫁过来那年，他已经六十多了。瘦得很，但是人还是端端正正的，不驼背，走路也还有劲。就是不爱跟人来往了。全寨子里他唯一还去的地方就是后山上的土地庙。”
“他去庙里做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是上香。可能是……”她想了想，“可能是想跳傩。”
“跳傩？一个人？”
陈桂香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她说了一件事。
“我有一年半夜起来上茅厕，路过柏青叔公的屋子，听见里头有声音。不是说话，是……像那个锣鼓的节拍，但是没有锣鼓，是他自己在拍手、跺脚。咚、咚、咚——”她学着拍了几下桌面，“很慢，很轻，但是节奏在那里。”
“我从门缝里看了一眼——”她停顿了，“屋里没点灯，黑漆漆的，但是月光从窗户纸那里透进去一点点。我看到他站在屋当中，戴着面具。”
“哪副面具？”
“判官面。”她说，“然后他的手里还举着一副——就是那副小神面。他把小神面举在面前，举得高高的，像是对着它跳。”
陈桂香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声音是平的，但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。
“我当时吓坏了，赶紧走了。第二天跟你公爹讲，你公爹让我不要多管，说柏青叔公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她沉默了很久，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：
“一个人跳傩，就像一个人下棋。对面没有人，这个戏就唱不成。但他非要唱。”
九
一九八六年冬天，宋柏青死了。
死的时候没人在旁边。陈桂香说，他头天傍晚还在院子里劈柴，和路过的人点了个头，看着和往常没什么两样。第二天中午，邻居发现他的门一直关着，进去一看，人已经走了。
“走得很安生。”陈桂香说，“在床上躺着，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穿的是一身干净的青布衣裳，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颗。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手就这样放着——”她比了个交叠的手势，放在胸口。
“但是……”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他怀里抱着那副小神面。抱得紧紧的，我公爹他们去掰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掰开。面具后面，就是贴着脸的那一面……是湿的。”
我问是不是受潮了。
陈桂香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让我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
“判官面在枕头旁边搁着。”她继续说，“两副面具都在。后来收进那口樟木箱子里，裹了红绸。这个事情是我公爹做的。他说柏青叔公生前交代过：这两样东西不能分开，也不能毁。”
“一九八七年文物普查的人来了，听说我们寨子有老傩面，非要看。我公爹本来不想拿出来的，但是……那时候配合工作嘛。拿出来以后，人家说这是好东西，要征集上去。”
“你公爹同意了？”
“不同意也没办法。”陈桂香说，“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：这两副面具必须放在一起，不能拆开。人家答应了。”
她忽然问我：“它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”
我说是，在省博的同一个库房、同一个柜子里。
她点了点头，像是放下了什么。
十
我在槐荫坪的最后一天，发生了一件小事。说是小事，但它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，像一根细刺，不疼，但拔不出来。
那天下午我去后山的土地庙看了看。庙很小，土墙黑瓦，年久失修，但里面出乎意料地干净，有人定期在打扫。土地公的泥像前有新鲜的香灰，还有两个干瘪的橘子做供品。
庙的右侧墙壁上，有一处颜色不一样的地方。我凑近看，发现墙皮脱落了一块，露出底下旧的墙面。旧墙面上有字迹。
我用手轻轻扫开浮灰，辨认了很久。
那是两行用毛笔写的小楷，字迹已经模糊，但依稀可辨——
上联：判得明时偏不判 下联：声将断处又闻声
对仗工整，平仄合律。但这不是什么经典的对联，也不像是庙里该有的神联。我把这两句话抄在本子上，反复琢磨了很久。
“判”是判官的判。“声”是声音的声。
也是何声的声。
我忽然觉得后脊发凉。
回去的路上，我在坪子边上遇到一个放羊的老头儿，是寨子里我没有采访过的人。我顺口问他知不知道后山土地庙墙上的字是谁写的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还看得到那个字啊？好多年了。”
“是谁写的？”
“是柏青写的。”他说着驱赶了一下身边的羊，“何先生走了以后没多久，他一个人上去写的。我那时候上山砍柴看见过他蹲在那里写。眼睛红的。”
他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不过墙上本来还有一行字的，后来被他自己用泥糊掉了。”
“什么字？”
“我不认字。”老头说,“但是那一行写得很长。柏青蹲在那里看了很久，才糊掉的。糊的时候手在抖。”
十一
我离开槐荫坪的那天早上，天还没亮就起来收拾东西。
腊月的山村，五六点钟还是一团浓黑的夜。我打着手电筒往村口走，预约的车在那里等我。路过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时，我下意识地停了一下脚步。
很安静。没有风。槐树的枯枝在手电筒的光里投下散乱的影子。
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非常轻，非常远，像是从山的那一面传过来的。是一种有节奏的声响,不是锣鼓，不是风声，更像是有人在以一种极慢的节拍叩击着什么坚硬的东西。
咚。咚。咚。
停顿。
咚，咚。
我站在那里听了大约一分钟。声音消失了，或者说被我自己加速的心跳盖过了。
我转身快步走向车子。上了车以后，我从后窗回望槐荫坪。晨雾正从四面的山凹里涌出来，把整个寨子慢慢吞没。最后能看见的是那棵槐树的顶端，黑色的枝杈像一只张开的手，托着灰白色的天。
车子驶上了碎石路。我打开笔记本，想记录些什么，手里的笔却迟迟落不下去。
后来我回到省博物馆，又去看了一次那对傩面。隔着玻璃展柜，判官面依然怒目圆睁，威煞四方。而旁边那副小神面，那个我始终叫不出名号的无名之神，依然是那副似笑非笑、似悲非悲的神情。
我盯着它看了很久。灯光从侧面打过来，在面具表面投下细微的阴影。我忽然发觉,也许是光线的缘故，也许是别的什么,那双半闭的眼睛似乎比我上一次看的时候，又睁开了一些。
当然，这不可能。木头不会变。
漆色可以剥落，木纹可以开裂，但雕刻是不会变的。
我这样告诉自己。
但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去看过那对面具。我的论文最终也没有收入关于槐荫坪的章节。导师问起原因，我只说材料不够，还需要补充。
这是假话。
材料够了。是我自己不敢往下写。我怕我一旦把那些事情变成白纸黑字，就会触动某种我不理解的东西——就像柏青写在墙上又用泥糊掉的那行字一样，有些话一旦说出来，就收不回去了。
二〇二一年的春天，我意外收到一封信。
信是省博物馆的一个年轻研究员寄来的。她说在清理库房时发现那口装傩面的樟木箱子底部有一个夹层，里面有一张折叠的宣纸，纸很旧了，但保存尚好。
她把那张纸的照片发给了我。
宣纸上画的是一幅水墨小像,一个男人的侧脸。笔触简淡，寥寥数笔，但极为传神：眉骨高耸，鼻梁挺直，下颌线条利落，嘴唇微微抿着。那个人微侧着头，目光看向画外，仿佛在注视什么远处的、看不见的东西。
画的右下角有两个极小的字，是另一种笔迹,不是画画的人写的。
那两个字是：勿忘。
我把画像和那副小神面的照片放在一起比对了很久。线条不同，媒介不同，但那种神韵,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介于悲喜之间的东西,是一样的。
画像画的是宋柏青。
写“勿忘”的人，是何声。
那副面具刻的不是什么小神。那是宋柏青刻了一张何声的脸。而那张藏在箱底夹层里的画像，是何声画了一张宋柏青的脸。
他们各自把对方的容貌，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留了下来。一个刻在木头上，一个画在纸上。一个被戴在脸上成了神，一个被折起来藏在箱底成了秘密。
我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窗外春雨绵绵，梧桐的新叶被风吹得沙沙响。
我想起陈桂香的话——一个人跳傩，就像一个人下棋。对面没有人，这个戏就唱不成。但他非要唱。
他唱了三十年。
对着一副没有人戴的面具，唱了三十年。
我终于知道那副面具为什么不像神了。
因为刻它的人，不是在刻神。
附记
二〇二二年，我终于把这段调查写了出来。写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记录：我联系省博确认那张宣纸画像的保存状况时，研究员告诉我，那张画和两副面具已经一起移入了新的恒温恒湿展柜，作为“黔东傩文化”专题的一部分公开展出。
展签上写的是：“傩面一对，附人物画像一帧。清末民初。槐荫坪宋氏傩坛旧藏。”
没有宋柏青的名字。没有何声的名字。
但也许这样就够了。他们本来就不需要被写在展签上。
他们写在彼此的脸上。
那是比木头、比宣纸、比任何文字都更深的地方。
谁也拿不走。谁也糊不掉。
【完】